李东出乎我的意料，作为知味葡萄酒杂志驻美国的记者，我对多米纳斯酒庄（Dominus Estate）3个小时的专访居然始于一个和葡萄酒无关的话题：酒庄的建筑设计。这座长140米，宽25米，高9米的简单矩形建筑外部整体被镀锌的铁笼覆盖。装在铁笼里的是产自当地的玄武岩。清晨细碎的阳光从墨绿色的岩石的缝隙间洒过，光影婆娑，颇为魔幻。酒庄的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或许是从这座普利兹克获奖作品中得到了灵感，若干年后，他们为北京奥运会设计的鸟巢体育场，那巨大的貌似随意的钢结构中依稀有着这里金属框架的影子。
酒庄的公关总监凯瑟蒂·哈里斯（Kassidy Harris）女士似乎更在意建筑的实用性：纳帕当地的气候日夜温差较大，适合葡萄的生长，而对酒的储存和酿造不利。产于当地的玄武岩是一种极好的蓄热材料，白天吸收太阳的热量，晚上释放出来，昼夜温差得以平衡。石块的通透性保证了良好的通风与光影效果，并且也減少了石墙的厚重感。所以酒庄虽然地处相对炎热的地区，但是在办公区域的照明及制冷用电成本却很低。另外，铁笼里的石头是有大小不同的等级。这是对应着他们各自所围合的功能空间。对着中间大酒桶的房间的是稀疏的大石块，隔热层被移植给酒桶本身。填充在酒窖和库房等区域外铁笼中的较小的石块则形成一种较为密致的围合，以利于在这些对湿度比较敏感的区域进行气温调控。
穿过酒庄建筑的北部入口走进葡萄园，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远处的梅亚卡玛斯（Mayacamas）山以一种极具张力的姿态，坐西向东，环拥着整片纳帕努克（Napanook）葡萄园。沿着葡萄园埂向梅亚卡玛斯山的方向走去，山麓另一侧的清风拂面而来，驱散了空气中的燥热。凯瑟蒂指着远处山脚下那颗老橡树告诉我，那就是当年庄主克里斯蒂安·莫艾克斯（Christian Moueix）露宿的地方。这也证实了一件坊间流传已久的段子：和詹姆斯·科纳韦（James Conaway）在《纳帕》一书中记录相左，克里斯蒂安接下园子的那年（1982年）春天，他并没有被园子里出没的响尾蛇吓跑，而是的的确确的在纳帕努克露宿过一晚。“那是一种极其浪漫的方式来感知这片土地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灵气”，克里斯蒂安后来回忆道，“你要知道这也是当年印第安人的宿营地。”而在我看来，这与中国农民在农忙时节露宿田间并无二致，一种混杂着对土地由衷的热爱以及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还反映在酒庄的名字上。Dominus在拉丁语里是“上帝”的意思。美酒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克里斯蒂安归根结底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既然是替上帝酿葡萄酒，那可来不得半点含糊。克里斯蒂安”细节控”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
在70年代的波尔多，克里斯蒂安掌管的右岸名庄帕图斯(Pétrus)是第一批采用“绿色采摘”方式管理葡萄园的酒庄——在收获前摘除未成熟葡萄串。“太多的葡萄串会降低果实的口感，摘除未成熟的果串会使剩余的果实味道更饱满”。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这种把钱往地上扔的做法很疯狂，而现在这种做法已成为行业的标准。在多米纳斯酒庄，他会雇佣直升机来吹干被大雨淋湿的葡萄藤蔓。更为极端的是，他会雇人给葡萄园里的每一串葡萄“洗澡 ”—— 用喷雾器冲洗掉果串上的粉尘。
在克里斯蒂安的园子里，这位旧世界的酿酒师相信，只有贫瘠的土地上才能酿出伟大的葡萄酒，健康而竭尽全力的植株是所有酿酒师梦寐以求的。唯其如此，葡萄的根系才能扎得更深，从千百万年不同地质年代的岩层里汲取了养分，果实的口感味道才会更复杂有层次。这也是世界上许多伟大的葡萄园在坡地上的原因：坡地相较平原会更难保持土壤里的水和养分，因此也会更贫瘠一些。 然而克里斯蒂安对坡地没感觉，所以他选择了纳帕努克。纳帕努克基本上不能算是坡地。从西边的梅亚卡玛斯山脚到东边的29号公路，葡萄园整体落差只有75英尺，大概相当于5°左右的坡度，肉眼几乎很难识别出来。土壤层从山脚下到29号公路由厚变薄。
而旱地耕作（Dry Farming）似乎是为纳帕努克这片缓坡度身定做的耕作方式。旱地耕作就是不进行人工的灌溉，其精髓在于保存土壤里的水分。纳帕努克的地下水从梅亚卡玛斯山脚下自西向东形成一个扇面，配合略带坡度的土地，给园中的葡萄藤提供了均匀稳定的水源供给。清晨和傍晚从梅亚卡玛斯山麓另一侧太平洋吹来的湿润的凉风保证了葡萄里天然的强有力的酸度。更为奇妙的是，由于东侧瓦卡斯（Vacas）山脉的阻隔，风会在谷里回旋而进一步保持谷内的气候凉爽湿润。
“风水宝地啊”，我随口嘟囔了一句中文。身边的凯瑟蒂居然眼睛一亮。我随即意识到Feng Shui已经成为美国人熟知的一个词。之后半个小时的关于中国人的风水和法国人的风土异同的讨论让我和凯瑟蒂抚掌击节，惺惺相惜。诚然如是，法国人心目中的“风土”范围似乎更宽泛些，除了自然因素外还包括种植者和酿酒师的态度，正所谓一方风土养一方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