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味君马雨果 Hugues Martin，赏源知味特约撰稿人，出生于勃艮第香贝单村，住在上海20年的“上海法国人”，勃艮第葡萄酒发烧友，同时也是勃艮第骑士会上海分会成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饮酒习惯。之前几百年里，中国人喝的主要是各种米酒，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啤酒、金酒、威士忌和葡萄酒也都进来了。
葡萄酒在旧上海
从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恋爱与义务》就可窥见1930年代的上海，葡萄酒和白兰地已是一些条件阔绰的时尚男女，约会时的饮品选择。
这在当时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新新百货（现第一食品商店所在大楼）天台餐厅的酒单中也有所表现。
1930年代末，新新百货公司天台餐厅的酒单（来自民国中外广告微博物馆MOFBA）
同一时期，葡萄酒进口已是一项相当大的业务，这在海关每年的报告《中国贸易》中有所体现。该报告提供了有关中国进出口的重要统计数据和资料。其中有各种类别酒精饮料的详细信息。
香槟在旧上海
香槟是统计中首先出现的葡萄酒。1933年进口量为33986升，1934年36551升（大约42000瓶）。其中，1933年有77%来自法国，1934年为86%。当时香槟的名字还没有得到保护，所以香槟也可能来自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英国，部分可能是再出口）。其中大约2/3的进口是通过上海港，1/3通过天津港。
自18世纪以来，香槟一直是聚会和庆祝活动的主要饮品，旧上海也消费了很多香槟。当时许多私人宴会上都有香槟供应。众所周知，维克多·沙逊的派对自不必提。法国《上海日报》主编Jean Fontenoy在”上海秘密”一文中也提到在上海的富豪宅邸喝中香槟的场景。这个城市的众多餐馆、酒吧、俱乐部和舞厅也有香槟供应。
新新百货餐厅的酒单香槟页
从新新百货天台餐厅的香槟酒单一页，可以看到，前4个著名的香槟品牌Pommery、Veuve Cliquot、Mumm Cordon Rouge、Piper Heidsieck，今天在世界各地也能买到。
那时香槟已经很贵，一瓶Pommery或Veuve Cliquot要30美元，而同一餐厅波尔多的拉菲或勃艮第的科通特级园才10美元。当时起泡酒真的贵，酒单上最便宜的Barsac干型起泡酒都比任何其他红白葡萄酒还贵。
查尔斯-海德赛克香槟酒在《上海日报》上的广告
进口香槟是一些法国公司的大生意。Racine & Cie是上面提到的白雪（Charles Heidsieck）香槟的代理商，其总经理Jean Donné是1930年法国商会的董事会成员。
1931年《上海日报》上的Mumm香槟酒广告
Mumm红带香槟是由较小的Optorg进口的，在”上海日报”上做了广告。广告刊登在1931年7月14日，标题是：提高你的声誉，服务你的顾客，给他们喝Mumm香槟”。在上海，供应法国香槟也被视为一件高品位的事情。
虽然不在新新百货的酒单中，但Lanson香槟由英国贸易公司Carbeck MacGregor在上海进口。以上广告来自1932年1月1日的《上海日报》。
其他法国起泡酒在中国也有销售，包括由法国主要贸易公司Olivier Chine进口的卢瓦尔河谷Veuve Amiot。上图广告显示有2931瓶发到天津，3642瓶发往上海。
静止酒在旧上海
“瓶装静止葡萄酒“类别中，不幸的是，红和白并没有分开。
不过就像今天一样，肯定是更昂贵的酒得以装瓶运输。1933年进口量46085瓶，1934年38323瓶。其中，法国酒在1933年占54%，1934年41%。
第二名是德国，1933年占20%，1934年25%。
意大利排第三，1933年为10%，1934年为19%。主要入境口岸是上海，占62%，天津占17%。
云南蒙自也有12%的入境比例，当时法国在云南南部有不小影响，多半是从中南半岛通过法国云南铁路进入。
1928年4月《上海日报》的葡萄酒广告
还有一类是”散装静止葡萄酒“，运输到当地再装瓶的酒。1933年，散装酒的进口量为677289升，1934年896739升。相比1933年的瓶装进口量多14.75倍，1934年则多出23.44倍。法国1933年的市场份额为46%，1934年则达到惊人的85%。法国在那些年面临着大规模的葡萄酒过剩问题，采取行动大量出口。西班牙1933年还占到43%的份额，1934年则急剧减少到7%。意大利位居第三，1933年占13%，1934年4.8%。其他有葡萄酒进口的国家还有智利、埃及、德国、英国、希腊、日本、巴勒斯坦和葡萄牙。
近百年后，法国仍是葡萄酒进口国家中占比最高的，约30%左右。
勃艮第在旧上海
勃艮第葡萄酒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上海上层阶级中已非常有名。
喝勃艮第葡萄酒的知名人士，肯定首推曾经的旧上海首富维克多·沙逊，他是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的主人。
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
他的日记中写道，在1934年8月2日的法国之行中，去了巴黎著名的La Tour d’Argent（银塔餐厅）餐厅就餐，喝到1925年的Clos Vougeot。他非常喜欢这瓶酒，订了24瓶，把它们带到上海。
维克多·沙逊日记，1934年8月2日（图片由Didier Pujol提供）
如前文所见，1939年新新百货公司天台餐厅的酒单里，勃艮第白葡萄酒有Chablis 1929、Meursault 1923（有拼写错误）和Pouilly-Fuissé。勃艮第红葡萄酒有Pommard 1929、Corton 1929和Macon 1929。
值得注意的是，在餐厅里销售的酒、甚至白的在内，多陈年十年以上。当时勃艮第酒在饮用前要陈放多年，现在显然不需要那么久。另外，当时勃艮第葡萄酒平均来说就要比波尔多更贵一点。
1930年代末，新新百货公司天台餐厅的酒单（来自民国中外广告微博物馆MOFBA）
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一些勃艮第酒庄试图利用法国当时的殖民地作为跳板进入亚洲市场。虽然中南半岛（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是法国在亚洲主要控制的地区，但人口众多的中国同样是重要目标。与现代类似，在上海有购买葡萄酒的进口商和分销商。
杜福尔酒单，Racine & Cie 1928年
法国的瓶装酒大多由法国中间商代理，一些主要的贸易公司会在他们的进口产品组合中加入葡萄酒。上图是Dufouleur酒庄的单据，这是一家位于Nuits-Saint-Georges的酒庄，至今仍在酿造葡萄酒。他们的酒由Racine & Cie公司进口和销售，Racine & Cie是当时法国在上海的主要贸易公司之一，产品中还有蔬菜罐头。
而较小的进口公司Rondon是当时勃艮第大酒商Bouchard Ainé & Fils的唯一代理商。现在，这家酒商是Jean-Claude Boisset的财产，并从2000年初开始重新又被进口到了中国。
1928年5月《上海日报》刊登的由Hirsbrunner进口的Jules Régnier葡萄酒广告
贸易公司Hirsbrunner是酒商Jules Regnier的进口商。他们在报纸上的广告比简单的酒单更有趣，试图将他们的酒与历史联系起来，所展示的是大香贝丹和勃艮第起泡酒。如今Jules Régnier & Co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过去的第戎酒窖和总部照片（下图）。
就像欧洲和美国许多其他制造商一样，当时勃艮第的酿酒师们也梦想着遥远的东方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饮用他们的葡萄酒，并带来巨大的利润。他们也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一群人，类似的故事在卡尔·克罗（Carl Crow）的《400位顾客》一书中也反复出现。
只是这种期望在那个年代完全落空了，原因不言而喻，这也宣告着将勃艮第葡萄酒带到中国的努力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基本就结束了。
又过了近90年，勃艮第葡萄酒才在中国大放光彩，成为许多葡萄酒爱好者、进口商和贸易公司的宠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