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
今年4月，马云买下波尔多酒庄Château de Sours，成了波尔多第120位中国酒庄庄主。
这也不稀奇，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全世界最富庶的商人都曾像中国人这样涌向波尔多，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他们也都曾经在波尔多大举购入酒庄，有人干脆在波尔多当地安家，后辈们做了地地道道的当地人。
而波尔多的葡萄酒，虽然市场上也存在着起起落落，却一直伫立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
让波尔多的魅力如此持久的，除了风格和品质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最近偶然整理出的两个故事，或许藏着答案。
波尔多风格
历史上，欧美大多数国家都曾经颁布过所谓“私掠许可”政策。只要民间武装船只向政府缴纳一笔费用，就能在战争时期合法的抢劫敌国的商船，把财富据为己有。
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几乎卷入了所有欧洲君主国家。并不生产葡萄酒的英国同时与葡萄酒大国法国和西班牙为敌，只能一边从葡萄牙买酒解馋，一边寄希望于自己国家那群“合法海盗”。
1703年，第一艘波尔多货船被英国海岛俘虏，船上满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被运到伦敦，以每桶25英镑的标价公开拍卖。
1705年，Pontac家族旗下前后三艘货船被抢，包括侯伯王（Haut-Brion）和玛歌（Ch. Margaux）在内，718桶顶级波尔多葡萄酒被运到伦敦拍卖，每桶起拍价60英镑。
1706年，被掠夺的葡萄酒数量和种类持续暴增…苏岱的贵腐酒，白兰地，其他来自左岸的红葡萄酒都成为海盗们的战利品。
1707年，拉菲（Lafite）和拉图（Latour）酒庄最新年份葡萄酒也在运输途中遭抢。同一周，装载了超过200桶包括侯伯王在内顶级葡萄酒的“自由号”商船，也同样被英国海盗劫走。
……
抢来的波尔多葡萄酒就这样源源不断的供往伦敦的葡萄酒市场，随着拍卖行的木槌一次次落下，运送到上流社会的酒窖和达官贵人的餐桌。
抢劫的速度后来甚至超过了拍卖速度……伦敦塔附近的拍卖行干脆开设了零售店，直接开始零售。通过海盗们辛勤的努力，英国人清晰的了解到海峡对岸最好酒庄取得了哪些进步，并且为此著书立说，保存至今。
然而，就像葡萄酒作家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在整理这段资料时评价的一样，劫掠船的战果大的可疑了。以1705年为例，当时侯伯王酒庄一年的产量恐怕只有50桶左右，即使算上拥有者Pontac家族旗下的其他酒庄，718桶这个数目也还太过骇人听闻……这个当时波尔多最有权势的家族，居然会蠢的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篮子里？
第二，Pontac家族三艘货船被抢的时间发生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如果这还可以称之为不幸的话，波尔多的其他商人居然不懂得以此为戒，大家的货越装越多，酒越挑越精，配的护卫越来越少，简直就是为了被抢才出海一样。
最后，这些海盗的品味好的过头……拉菲、拉图、侯伯王和玛歌这四家当时最顶级酒庄的作品，一家不差的全部遭到劫掠。当时离美国总统杰佛逊提出波尔多分级还差80年，比酒商提出4等级制早120年，离神圣的1855列级名庄还差150年……是谁，能站在海盗船上，却拿着全波尔多最好酒庄的名单？
所以，虽然没有任何酒庄或者劫掠者留下彼此交易的记录，但上面的破绽都指向一个结论——所谓的抢劫，会不会是酒商们自导自演，安排给两国政府看的过场。
国战鼓励平民抢掠，商战促使敌人合作。为了伦敦市场，可能就算是海盗，波尔多人也能合作起来。
波尔多式合作
也是一个关于波尔多的故事。
二战时期，德军的占领给波尔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他们公开洗劫了波尔多最好的酒窖，没收了犹太家族和英国企业拥有的酒庄，再用低到不像话的价格强制买入了数百万瓶其他酒庄的作品。另外，好像还不够乱似的，军人又控制了有色金属的生产。当时唯一能防治葡萄园霉病的硫酸铜因此停产，那几年，葡萄园的霜霉病和白粉霉病格外严重。
不过战争也让波尔多与德国间贸易量大增。纳粹政府就这样用远低于战前的价格，源源不断搜刮法国葡萄酒，再送去给德国军官们享用。
早在被占领前的30年代，波尔多就坏年份连连，葡萄园元气大伤。这段时间又由于大多数青壮年男性都去战场了，酒庄更是面临着劳动力短缺、设备缺乏维护、资金不足、霉菌爆发和糟糕的天气……
这种情况下，波尔多葡萄园的产量居然一路飙升了……
实际上，德军占领时期，波尔多单位葡萄园的产量飙升到了20世纪初的3倍有余。
……
这些葡萄藤严重营养不良、疏于修剪、霉病颇多，酿酒时也是不加筛检，所有采收来的葡萄全部一股脑的倒下去准备发酵。没去打仗的妇女和儿童们，简直就是憋足了劲头，竭尽全力的酿造那些尽可能寡淡、生青、带着霉菌污染、暗淡拙劣的烂酒来……
纳粹也不傻，为了控制品质，他们启用了一个全新的职位——Weinführer（葡萄酒监工）。这些人是葡萄酒的专家顾问，由德军官方聘用。在葡萄酒生产上，这些人可以说拥有生杀大权。二战期间，波尔多和勃艮这样的葡萄酒重点产区，都有葡萄酒监工入驻。
波尔多的监工名叫Heinz Bömers，他的家族早先在波尔多当地从事过葡萄酒贸易和酒庄管理，本人因此被纳粹提拔。但他的工作堪称无用——波尔多人送来的葡萄酒经常以次充好，不仅品质不堪，甚至还伪造产地信息。监工大人的记录则是一笔糊涂账，记录颠三倒四，混乱不清。Bömers先生辩解说，这些波尔多人阳奉阴违简直达到化境，根本没法管理。
就这样，尽管纳粹们严防死守，糟糕透顶的波尔多酒被源源不断的输往德国，供应给德军军官们……这可能也是葡萄酒人在战争年代，能做的最无奈抗争吧。
1944年7月，法国光复，1945年9月，给无数人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灵上，波尔多人从战争中恢复的很快，他们不仅重建了家园，很快又和德国人做起了生意。
所有的买卖中，有一项值得特别提一句。一度被德国人占领没收的木桐酒庄回到了犹太人，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男爵手中。
男爵和纳粹可以说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还是和全新的德国开始了正常贸易，还为木桐酒庄设立了一位德国总代理。顶级波尔多酒庄的全国独家代理，可是个难得的肥差。
而男爵找的代理，就是当年纳粹在波尔多的监工，Heinz Bömers。
……
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载于史册，但这位监工先生当初波尔多人耍的团团转，到底是因为他能力不足，还是因为他早就选择站在波尔多酒庄一边了呢？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这两则短文，是我在搜集资料，为了动笔撰写《木桐酒庄升级始末》时整理出的。他们和木桐的主线无关，却也格外有趣。作为葡萄酒媒体，我有过不少和酒庄主打交道的机会。这些人的性格各式各样，有的风趣幽默，有的不苟言笑，有的朴实直接，还有的目中无人到让人抓狂。
但如果说起波尔多庄主们，我发现他们简直人人都是社交的高手，几乎每一位都热情好客、彬彬有礼还妙语连珠，堪称生意人的典范。
这种行事作风，可能就是过去三百多年学习经验的积累吧。即使是逆境时期，波尔多人也能优先通过合作的方式，找到真正最有利于自己的道路，保证酒庄的长期发展。
这才是波尔多产区长盛不衰的秘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