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农耕：葡萄种植业的返璞归真

地球，一个以地为名的星球。而我们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以农业大国法国为例，却从1950年的2000公斤/公顷剧减到了100公斤/公顷以下。换句话说，我们的土壤正在走向死亡。

二次世界大战大量制造的弹药是罪魁祸首。当年有人作了战略性的断言：没有化肥，农药，和机械化种植，我们的农业不可能养活全地球的人。于是，战争未能耗尽的大量闲置弹药，就被华丽丽地请入了全世界的乡间田野，杀虫的杀虫，除草的除草，如此这般。引领这场“绿色革命”的诺曼·波劳格教授（Norman Ernest Borlaug）也在1970年因此获诺贝尔奖。农业成了一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不仅如此，这些大量使用的农药，成为每年40％的二氧化碳来源。不仅如此，失去活力的土壤，还面对着水土流失的后果。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现世的人面对眼前利益一触即发的迷乱，与心怀世人的慈悲心之间的博弈。渐行渐远中，我们还能走多久？出路又在哪里？作为葡萄酒人，还是来谈谈葡萄园，以期窥一斑见全豹。

欧洲的许多葡萄园，大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使用农药制剂，并陆续推广。最初的改变在经济效益上是令人振奋的，原先10－20公升/公顷的产量，只要年份不太糟糕，大多数葡萄品种轻而易举地就能高歌猛进到100公升/公顷以上。

有霉菌，杀；有杂草，杀；有虫害，杀。机械化种植收耕，车轮滚滚间就将土壤压得瓷实，土里的生物们无法呼吸；来年开春，又用机器把土深深地翻将出来，残存的小东西们又被打乱了生活节奏。随着土壤活力日渐降低，葡萄藤对养分的人为供给也更为依赖，葡萄藤所需要的氮，磷，钾，被人为地施予，恶性循环。可再神奇的葡萄藤也无法明白地告诉我们，多少氮磷钾是恰到好处。过量的氮磷钾肥，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果实变大，充满水分，果味趋淡。酿出的酒，自然就缺乏紧致度。更糟糕的是，生产过程中可能残留的农药，也为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埋下伏笔。善于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的葡萄藤，也因此无法深深扎根；唯有在死气沉沉的土壤中，肤浅地苟延残喘。

土壤分析大师克劳德·勃艮纽（Claude Bourguignon），长年来是罗曼尼-康帝酒庄(DRC)，Vega Sicilia，Jaques Selosse，Didier Dagueneau, Elio Altare等等世界顶级葡萄园的土壤分析顾问。他也在全世界各地亲自采集了6000多个土壤标本。他痛心地指出，现在全球葡萄藤扎根的平均深度，已经从40年前的3.5米，下降到了如今的50厘米。克劳德也是风土流派和生物动力法（Bio-Dynamic, 又译：自然动力法）的虔诚拥护者和倡导者。他认为，深深扎根的葡萄藤，不仅是植株健康成长的征兆之一，也是充分表现当地风土的唯一路径。唯有此，从土壤深处岩石中汲取的微量元素，才能整合到植株本身的酶当中，并合成葡萄酒中的香味元素，成为区分葡萄酒优劣的重要杠杆。

克劳德以勃艮第1936年葡萄园分级为例进行了关于风土学说的论证。在研究中，勃艮第1936年分级的葡萄园，75％都验证了根据科学量化研究划定的土壤种类质量，和当时人工品尝划分的葡萄酒质量（从而推及葡萄园质量）间的关联度。这里所说的土壤质量，包括土壤的活性，种类，质地，呼吸能度，化学微量元素成分，等等量化指标。那些感动了无数人的上等勃艮第葡萄酒，来自最有生命力的土壤。

所幸，近年葡萄种植业又开始返璞归真，越来越多的葡萄园开始进行有机种植或者生物动力法种植。他们跟随自然的指引，顺应天地的韵律，也将生生相克的道理运用到了极致。抑制田间的杂草生长，用另一些草本植物；对抗虫害，用他们的天敌；抑制霉菌困扰，用吸潮的土方制剂；松土，上马蹄；施肥，下牛粪。法国第一位葡萄酒大师(Master of Wine)，阿尔萨斯名庄Zind-Humbrecht庄主Olivier Humbrecht，自从1997年开始进行生物动力法的实践。他说，实践第一年开始，春季常见的萎黄病（冷空气或者大量降雨之后导致叶面转黄）就开始消失。恢复活力的土壤，不仅将被之前密实的土壤隔绝的铁元素释放出来，排水能力也有显著提升。许多转型到有机种植或生物动力法的葡萄园，经历四到五年的低产调整期后，不无例外地感受植株抗病免疫能力的提高，葡萄与阳光之间的正向互动，以及葡萄果实中糖类物质与酚类物质成熟时间的同步，以及许多无法言传的种种变化。

汲取天地之精华的葡萄藤，只有在与自然的对抗与共存中日渐强壮，才有机会被那一方水土刻画出自有的风格。才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来到我们面前，拨动易感的细胞。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若干年前的某个午后，在四川稻城买到五个其貌不扬的苹果，未曾期待的鲜香脆一下子激起了久以前的童年水果记忆。还有第一次来法国时，在普罗旺斯小镇上远远闻到草莓清香的那份惊喜与感动。

真希望，这样的体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轻易拥有。

起死回生，时犹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