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融时报》英文版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精品酒庄投资风险》的文章。联想到这一阵一些经济增速1%、2%,甚至负增长的国家,对预期经济增速下降到5.5%的中国轮番唱衰,这位记者也是来生活休闲板块凑个热闹,还是依托事实,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呢?
文章采访了一些国内庄主,葡萄酒大师,和行业人士。行文较散,总结来说:
首先是气候风险,不是需要埋土,就是东部沿海面对疾病压力大,这些都提高了生产成本。但埋土地区的干旱也有好处,让病害压力很小,很容易开展有机种植。
其次因严格检疫规定,酒庄葡萄品种选择少。但也提到了山东地仙岛酒庄尝试小维多品种后发现它在较潮湿地山东,单品种表现十分惊艳。让人畅想世界上这么多葡萄品种,目前流行地基本都是适应夏季干燥地中海气候的品种,或许有其他能在温带季风气候表现更好的酿酒品种等待被发现。
接着也是提到农民劳动力成本十年翻了近一倍。但并未提到具体数字,其实了解葡萄园农民收入的人都知道翻一倍后这一数字仍然很低,而且因为工作季节性和其他一些原因,酒庄很少直接全职雇佣农民,而是依靠当地工头组织,这样农民的收入又要打个不小的折扣。收入低加不稳定,很难怪葡萄园里都是60多岁的老人和妇女在打工。相比这一部分必须的投入,一些酒庄可能更应注意在其他某些方面铺张的费用。
缺水的问题在未来也会越来越困扰一些干旱地区的产区,因为有限的水源,不断扩张的葡萄园,和其他作物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对水的需求,只有供需达到临界时生产规模才能自发进行调节了。
缺水缺人、成本上升,但更致命的问题可能是买酒的人哪去了?年轻人善变、替代选择多,消费比例低都是事实。但说12年前后的反腐让市场受到重创则有待商榷,毕竟之后葡萄酒消费仍快速调整,并以更健康的方式上扬。
不过事实也是市场下降趋势的出现,叠加疫情让消费和生产双双在这几年出现大幅度下降。
葡萄酒出口方面有乐观的人,但数据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提,并未展现出商品出口大国的能力。其实出口成熟商品的逻辑,从服装到家电,到小型消费电子,到现在的汽车,前期哪个品牌不是靠价格优势换市场,升级技术攻下别人的行业明珠。国产葡萄酒的价格可能还不支持这一条路径。
总的来说,文章还是在消费和生产的事实上,结合一些庄主洒苦水,较客观地说了投资精品酒庄的风险。
但情况就是,早期蛮荒暴利时代过去后,在哪个国家投资酒庄没有风险呢?而除了刑法里写的那些,投资哪一个行业没有风险呢?让葡萄酒回归到需要点好奇心和热情,稳步地风土探索中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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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全文翻译,一些敏感词语上的表述已被删除或调整:
如今决定在中国购买一家酒庄,并且还认为这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有点痴人说梦。
香港制造业和房地产商KK Cheung(张建強)说道:”经营葡萄园是特别容易破产的投资。”他是新疆西部吐鲁番蒲昌酒庄的庄主。
“葡萄酒是奢侈品。“他补充。与中国许多小酒庄庄主一样,张建強也是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发家致富,之后才转向葡萄酒行业,并用自己的财富支撑起建立酒庄前期巨额的费用。
在 2008 年买下葡萄园后,张建強也很快就发现在中国,葡萄酒生产商所要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是多变的天气,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天气越来越不稳定。每个产区都有自己的问题:宁夏的种植者冬季需要埋土,以防冬季霜冻和寒风的侵袭;在山东,农民们夏季用塑料布遮挡葡萄藤,以防止下雨引发的霉菌。
即使在与大自然搏斗之后,由于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失,酒庄们还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购买葡萄酒。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葡萄酒的品质不断提高,并在国际大赛中获得好评。但在海外,中国葡萄酒仍难以在价格上与新世界葡萄酒竞争,也难以在声誉上与旧世界葡萄酒竞争。与此同时,国内喜欢定期饮用葡萄酒的人仍然是少数。
张建強的葡萄园坐落在吐鲁番的一个沙漠洼地里,这里气候干燥,可以完全不使用杀虫剂来酿造有机葡萄酒,而有机葡萄酒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但在东部潮湿、虫害频发的省份,酿酒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葡萄酒先驱张弼士是一位商人和政府官员,一个多世纪前的清末,他在山东烟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公司,将进口葡萄与本地葡萄品种混酿。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葡萄酒产业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起初由中国长城葡萄酒公司等国有集团主导,种植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等葡萄,模仿波尔多。
在过去二十年里,由于国际性餐厅和高端酒店的激增,他们为好奇的客户寻求优质的本地葡萄酒,规模较小的私营酒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对进口葡萄藤的严格检疫标准也限制了酿酒师在葡萄品种上的选择,而且气候上黑皮诺等薄皮品种也很难茁壮成长。
“种葡萄就像在中国做生意,你需要脸皮厚。”山东登龙红酒庄(Treaty Port Vineyards)的业主兼基金经理克里斯·鲁夫(Chris Ruffle)说。他一边品尝着酒庄的桃红酒,一边在其丘山苏格兰风格的城堡里进行视频通话。丘山山谷是一个新兴的葡萄产区,也是拉菲珑岱酒庄的所在地。
在2012年之前,葡萄酒产业蓬勃发展,中国每年的葡萄酒产量以百万百升增加,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也推动消费者购买国产葡萄酒。投资者纷纷涌入,预计消费将呈指数级增长。但随着反腐运动的开始,当时国内酒庄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消费——受到了重创。
“过去,酒庄直接向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销售葡萄酒。“葡萄酒大师杜慕康(Edward Ragg MW)说:”他们不需要培养私人客户。但自变化发生以来,国内酒庄一直在努力寻找目标消费者。但葡萄酒消费这个小众市场‘传统上不喝国产酒’。消费者对中国葡萄酒的高昂价格却步,因为与古老的波尔多和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相比,国产酒没有历史投资数据。”他补充说:”他们觉得不一定物有所值。“
敖云或是一个例外,这家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 旗下的云南酒庄,一瓶赤霞珠葡萄酒的售价约为250英镑。
令酒庄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出了名的善变。他们越来越多地避开葡萄酒,转而选择鸡尾酒、清酒和手工啤酒。根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Vine and Wine)的数据,自2018年以来,中国每年葡萄酒消费量减少了200万百升。
相比18年消费腰斩的葡萄酒消费
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仍然很少。据 Wine Intelligence 估计,只有 2.5%的成年人每月至少饮用一次进口葡萄酒。”报告写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每月饮用葡萄酒的人数只大致相当于英国每月饮用葡萄酒的人数,为美国每月饮用葡萄酒人数的三分之一。
中国酒庄在出海方面也不成功。2016年,中国出口了1000万升葡萄酒,2022年降至300万升,主要市场是香港和新加坡。
“中国葡萄酒是一个热门话题。考虑到近来在品质和营销方面的改进,消费者的兴趣正在增加。“由西往东(EMW Fine Wines)北京销售经理Adriano Albanese说:” 英国也已成为目标市场,因为英国饮酒者更乐于尝试新事物,葡萄酒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建立葡萄园需要大量资金。葡萄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结出可酿酒的葡萄。很难获得像样的投资回报,”杜慕康说。
过去十年来,中国葡萄酒产量一直在下降,去年下降了29%,在420万千升左右,疫情也是限制因素之一。
下降的葡萄酒产量
杜慕康说:“由于缺乏对葡萄健康有利的类地中海气候,中国的酒庄必须对环境进行应对,每一步都会增加成本,而且降低葡萄园的产量。埋土以保护葡萄藤免受冬季严寒的影响,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平均会增加20%到30%的生产成本。葡萄藤的间距必须足够大,以便于埋土,从而也降低了地块的使用率。而且植物不喜欢在地下几个月不见天日。”
“我们曾在冬天损失过葡萄藤,每次弯曲藤蔓都会伤害它们。另一个问题是,当葡萄园出土葡萄藤时,气温有时会突然下降,带来春季霜冻,”在山西和宁夏都有业务的怡园酒庄负责人陈芳(Judy Chan)说。
中国的气候限制了葡萄酒的产量,但对于习惯于燥环境的葡萄品种来说,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潮湿的山东省,酿酒师们酿造单一品种的小维多。这品种通常用于波尔多混酿,以增加单宁和颜色,但很少单独使用。
“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在一个国家出生,然后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国家。丘山新酒庄—仙岛酒庄(Mystic Island Winery)的负责人 Rita Kung 说道。
仙岛酒庄种植小维多时,打算将其用作调配品种。”但当我们单独品尝它时,发现它本身就是一颗明星。葡萄果皮的厚度意味着它可以应对各种情况,包括雨季,”Kung说道。
国内严格的法规要求酒庄拥有并操作自己的机器,包括昂贵的装瓶线,这加剧了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大部分葡萄酒产区都采用了分摊生产成本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是欧洲在 19 世纪葡萄根瘤蚜肆虐后建立起的。中国酒庄也抱怨税费太高,与智利和西班牙的同行相比,成本增加了不少。
还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照顾葡萄需要专业技能,而农村地区越来越缺乏这种技能。怡园酒庄在山西的葡萄园,zui年轻的种植者已经 62 岁。”即使年轻人从城市回到农村,他们也不愿意当农民,”陈芳说。同样,蒲昌的张先生说,他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
缺水问题也日益困扰着酒庄。”每个人都同时需要水,”陈芳说:”每年,我们在劳动力和水的争夺上都越来越困难。业内人士担心,由于当地政府计划到 2025 年将葡萄种植面积扩大一倍,中国第一大葡萄酒产区宁夏的缺水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随着成本飙升、气候恶化和需求下降,一些酒庄业主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投资。当被问及如果再次选择,张建強是否还会在国内建立酒庄时,他回答:“不会,我只会喝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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