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1831年，一位名叫郭士立的年轻德国传教士随船登上山东半岛。他惊讶的发现，尽管这片东方半岛上广种葡萄，中国人却只当水果，对酿酒没有丝毫兴趣。作为文化差异的趣谈，他把这事记在自己的游记里。
后来这人短暂的一生波澜壮阔又充满矛盾。与之相比，这份游记显得无足轻重。直到60多年后，他的德国同胞才知道山东半岛有这么大的商机，兴冲冲的赶来。不巧，此时已有人捷足先登了。
听到竞争对手的名字，计划开厂的德商们只好知难而退。因为抢他们一先的人名叫张弼士，大名鼎鼎的南洋第一富商。
作为中华名族与现代葡萄酒的首次结缘，张弼士和张裕葡萄酒的故事背后充满了非凡的传奇色彩和那个时代独有的烙印。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盛宣怀、马一浮、康有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都曾穿插在张裕酒厂的历史里。
可惜张弼士各房儿孙无人成器，他百年之后，酒厂迅速衰败，许多资料无人整理又遭大火焚毁。再加上日本占领山东半岛时期，酒厂完全由日方窃占，诸多宝贵内容散逸。如今网上流传的闲谈逸史中，不少都是后人杜撰，反而失去了真实历史本身的魅力。考虑到反正我也没收张裕公司的任何好处，这次作为葡萄酒行业传奇系列中的特别篇，我们来聊聊中国葡萄酒行业的百年传奇——
张弼士和他的张裕。
从难民到南洋第一巨富
张弼士，号肇燮（xie），海外发迹后起别字振勋，1840年广东大埔黄堂乡生人，家中行三。幼年时张家赤贫，仅有几亩薄田。父亲张兰轩是本地乡塾工资微薄的教习，靠兼职看病看风水补贴家用。张弼士18岁那年，粤东大灾，他不得已偷渡至南洋达巴达维亚逃难。（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雅加达，史料对具体出海时间说法不一，这里18岁源自张弼士孙女婿胞弟，李松庵先生的说法）
综合各类史料，张氏父子求知欲非常旺盛，你看他老爸的兼职范围也能猜到。只读了三年乡塾的张弼士更是如此，他手不释卷，甚至到老年出差时也一定带着书一起走。涉猎范围广至史料、兵法、名商巨贾传记、各国风物志等等。而且知行合一，能灵活运用在经商中。
此时东南亚都在欧洲殖民者统治之下，列强尽管坐收渔利，却不愿意在本地经商（太懒）。而南洋各岛上的原始部落也无法给殖民者提供必须商品。勤劳肯干的华商移民们于是成了当地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被殖民者给予多项优惠条件。人生地不熟的张弼士最早从纸行伙计做起，由于为人可靠深得老板赏识。正好老板膝下无子，就把产业和女儿一起许给张弼士，做了他的第一桶金。
南洋主要是零碎小岛为主，当时的殖民者为了偷懒，将各个岛屿的大宗商品税费分割招标。中标者只要按标书支付税码，就能独占本地相关商品贸易。张先生发现，在这做生意颇有攻城略地的意味，适合效法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兵法，务求占据地利。有了初始资金后，他从一些小岛的酒水专营承包做起，逐步扩张。再以此为踏板，发展到典当、布匹等多个领域，大发其利。甚至包括很多资料避而不谈，但让他获利丰厚的一样商品，鸦片。
后来荷兰政府招揽富商开垦南洋诸岛，拥有初始资金的早期华商们在各个岛屿广开种植园，一跃成为家财万贯大地主。张弼士更是自1866年开始，在南洋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资产高达白银8000万两，比肩于此时清政府一整年的国库收入。
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除了求知欲旺盛外，张先生另一个品质更为稀有，就是气节。虽然他做生意也逐利，商战也算计人，但观其一生，唯民族气节令人拜服。在风雨飘摇的清末，这种人更是难得。富甲一方的张先生曾多次被荷兰人延请，希望他能在殖民政府里兼个一官半职，但张弼士屡次拒绝。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为国为民的机会也很快到来。十九世纪末，勉强开眼看世界的清政府依条约在各国设立领事，无力供养新官的清廷把这些位置白送给世界各地的华人富商。1890年，张弼士出任清政府槟榔屿领事，随即积极响应清政府各类赈灾、捐饷乃至出面向其他华商募捐。因为多有表率，他后来升至新加坡总领事，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待遇），成了品级最高的红顶商人。而在此期间，张弼士最突出的功勋就是“招徕华商，振兴实业”。毕竟，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华商。
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一了批现代工厂企业。李鸿章的门生，铁路大臣盛宣怀一度积极延请张弼士在国内兴建铁路。张先生本就有实业救国的心思，但久经商海的他希望先试试水。结合他酒行和种植业的经验，他准备在国内建设一家西洋式样的现代酒庄。
当时估计没人想到，在张弼士百年之后，这个试水的小项目会是他日后轰轰烈烈的归国投资中，硕果仅存的唯一实业。
山东往事
说起为什么张裕会建在山东，张弼士自己的《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有记录——
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雅加达接受法国总领事处的款待，席间对方奉上好酒，并告诉他，这酒即使在巴黎也价格不菲；如果用中国北方天津、烟台等处所产葡萄酿酒，还会更好。张先生问对方如何确定，法国领事回答说咸丰年间，他作为法国士兵去过天津，曾用当地葡萄和自带的机器尝试，酿出过美酒；当时就想留下在当地建厂。后来中国求和，撤军的时候这个领事怕其他人知道商机，还故意损毁掩埋了机器。
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一再翻写（很多再版故事都故意把天津漏了），但我总觉得这则故事可议之处很多。一来山东当地的本土葡萄虽多，却主要是不适合酿酒的食用种。张弼士撰文之时（1898年），张裕已经累计引进欧洲葡萄苗接近一百万株。用当年天津和山东的食用葡萄自酿出超过法国顶级货的酒来，这不太符合科学发展观吧。
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张先生对洋人的态度，和“见洋矮一级”的满清官员不同，海外打拼多年的张先生早就对来中国混日子的老外见怪不怪了。要真有个不明来路的法国人告诉他某地适合酿酒，他恐怕只会劝对方玩去。他的记录中只字未提对方姓名，又刻意强调对方已把酿酒设备“毁尸灭迹”，连对证的机会都不给。
种种措辞让人怀疑，张先生的这篇《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会不会是他活学活用兵法，写给各路官员看的“软文”罢了。
这背后真正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什么法国领事，而是盛宣怀的力荐。时兼任山东胶州半岛地方行政及军事主管（登莱青兵备道的道台）盛宣怀对山东气候和物价颇有了解，在邀请张弼士详谈日后投资建设大计的同时，也殷勤的满足了张弼士在山东投资建厂的各种需求，包括许可批文、免税、购置土地的便利、甚至帮他确保酒瓶货源……总之能开不能开的后门全开了。彻底打消了张弼士的后顾之忧。
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清廷要员王文韶亲自签批了该公司营业准照，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亲笔为公司题写厂名。
一波三折的酒厂
建设酒厂自然没有法国领事说的那么容易，这一点张弼士比谁都清楚。投资买地之初，他就开始积极物色能够管理现代酒厂的酿酒师了。
1893年，张弼士经过朋友的推荐，认识了一位英籍酿酒师。据说此人水平很好，在业内还颇有名气。张先生非常开心，立刻安排对方带着设备前往烟台实地考察。可惜，这位酿酒师虽然水平好，但命太苦。他在路上牙疼发作，在上海拔牙时又遇到庸医，引发了严重的后续感染。尚未踏足山东，就不治身亡了。
出师不利的张弼士先生没有气馁，第二年，经他的德国医生推荐，张先生认识了一位旅居新加坡的荷兰籍酿酒师。简单打听查问后，这位酿酒师也的确是科班出生。张弼士先生赶紧安排他前往烟台开始考察工作。1895年，第一批酿好的样品被寄往新加坡，由张弼士请专业人士鉴定。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气候条件应该是可以酿酒的，生疑的是，这些样品不仅葡萄摘的太早了，发酵也不彻底…
心里存疑的张先生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这个酿酒师在亚洲经商的舅舅。这位舅舅一见面就把侄子卖了——那位老兄在荷兰不过做过几年酒商，酿酒方面连皮毛都谈不上。
当然，要是两次失利就让张弼士收手，他就不是南洋第一富商了。轰走了上一位骗子后，他更加小心的寻觅继任者，这次他用上了中国人的老办法——看家世。甭管你拿没拿过证书了，家里必须祖上都是酿酒师才行。老祖宗的法子确实是有用的，这次，一位出身酿酒世家的奥地利籍酿酒师哇务找到了张弼士。（哇务本名拼法不详，张裕资料中多写作拔保…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纪念拔牙丧命的第一任）
1896年，为了防止意外再发生，张弼士亲自陪同这位酿酒师来到山东。事实证明，这次他选人选对了。熟悉酿酒的哇务很快给了张弼士三条建议：买地、种葡萄、修酒窖。
买地容易，盛宣怀包票都打了，很快几百亩土地到手。修酒窖稍微麻烦了点，因为靠近海边，为了防止渗水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前后修造共用14年完成）。但最麻烦的，还是种葡萄。哇务告诉张弼士，烟台本地葡萄虽多，只有个别一两种可以酿酒，还风味一般。要想酿出高品质葡萄酒，必须进口欧洲的品种。
这是比摸着石头过河更艰苦的尝试，作为开天辟地头一批在山东种植欧洲酿酒葡萄的人，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此前有美国人少量试种美国葡萄作为水果）。当然，张先生的办法很简单，没经验？那就用钱砸出经验来——
1896年冬，张弼士发函给维也纳的朋友，委托代购40万株葡萄苗木。1897年到港，当年栽种，存活率仅30%。同年冬，再购50万株葡萄苗木，栽种后出现生长缓慢等不良现象。1901年，再购3万株，第二年成活率最终高达9成…1903年，经过反复对比尝试，酒厂人员在嫁接葡萄藤上取得显著成果，最终存活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短短几句话，背后的关系疏通、采购、人工、损耗，即使在今天都令人咂舌。当年耗费之巨，可想而知。
硕果仅存的张裕
1912年，宣统退位，统治中国历时268年的清王朝正式成为历史。至此，张弼士手中的商业帝国前后累计在中国投资兴办和筹备的实业达17家，涉及矿业、铁路、银行、保险、种植、轻工业等等诸多领域，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除张裕外，其余几乎全数覆灭。这位商人的报国之举，最终也没能挽救这个腐朽透顶的王朝。
1914年，经民国政府工商部注册，张裕葡萄酒正式发售，首批产品为“双骐麟”红白葡萄酒和张裕白兰地。年逾古稀的张弼士开心的不得了，一有机会就带着亲信跑到北京各大酒楼，张口就要点张裕白兰地和葡萄酒。当侍者把酒送来倒好后，他还不让侍者走开。缠着侍者问“你喝过这酒吗？我走遍天下都没喝过这样的好酒——举世无双的好酒！来，尝尝看！”直到对方满满的喝完一杯才放人离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15年，袁世凯委派张弼士为中国事业考察团团长，赴美考察。当时张弼士已身体多有不便，家人担心他远渡重洋，特地请人帮他算了一卦。结果大不祥，“两年之内，张家必见孝服”。即使如此，张弼士也毅然前往。在美国期间，他听说旧金山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要举办万国博览会，遴选各国商品，特地抽空携张裕酒样参加…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吧？颁奖典礼上，这个已经75岁的老人含着热泪频频亲吻获奖的酒瓶。他还在旧金山侨团的庆功会上说过：“承蒙诸位好意，这算不得什么。在这盛大的酒宴当中，一眼望去，锦绣华堂，全是令人自豪的东西：一件是早就世界驰名的中国大菜，一件是享誉环球的瓷器，摆满整个大厅；还有一件是这新近获得金牌的中国名酒，都是举世无双的东西。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奋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后两段为李松庵先生采访张氏后人记录的口述，在此特别感谢。巴拿马大奖赛颁奖牌数量非常之多，但送选产品更是数量惊人。能在1915年获奖，对当时的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1916年，旅途归来的张弼士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他崛起的巴达维亚。
可叹一代奇商的直系儿女却多不成器，张氏的商业帝国在他走后30年便冰消瓦解。他国内长房儿子张秩捃能力有限、刚愎自用，企业亏损连连、债台高筑，后来更是错将酒厂全盘出租。1931年，当时管理者纵容大火将张裕主体几乎烧为平地，随即以修缮为名骗取贷款挥霍。1934年，因无法偿还贷款，中国银行接管酒厂……张弼士的心血，一度不过昙花一现。
而对中国葡萄酒行业的百年耕耘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彩蛋-不太会说话的张弼士
好了，一如既往的再提点收集资料时看到的花边故事。很有趣的，从史料上来看张弼士先生是个直人。
这里“直”不是说取向，而是他的性格。从手头的史料来看，尽管办事上手腕颇高，张弼士先生说话时却不会拐弯的，想到哪说到哪，从来不打草稿。
清代掌故汇编《清稗类钞》就有一则记载，李鸿章出任粤督的时候，听闻张弼士也在广东筹备粤汉铁路，特别抽时间请他一叙。见面时，李鸿章非常客气的向张弼士请教振兴广东经济的办法。当时李虽然暂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上退下来，但仍称得上当朝第一重臣，张弼士之前兴办酒厂也多有关照。然而，对他的提问，张先生的回答却让人震惊——
“办法很多，光空谈没用”（兴利事甚多，第空谈无益耳）。
从各种史料中看，李鸿章的脾气是非常好的。面对这种非常冒犯的回答，他仍然非常客气的再三请教，张先生这才侃侃而谈。他提到一样不起眼的东西其实大有商机——铁钉。当时，广东全省的土木建设，乃至大小木器、木箱，使用的都是进口的洋钉。依靠广东市场，随便一家香港的小制钉厂就能大发其利。国内铁矿丰富，人工便宜，如果自建制钉厂，利润将轻轻松松达到他人的几倍…总之，张先生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很让李动心（言之滔滔，文忠喜之）。当即就表示要拨款，襄请张弼士主持建设制钉厂。好，更牛的来了：
不行、不干、不挣钱。（张乃力辞，询其故，则以不能获利对）
拒绝的三连击！前一刻掷地有声，大讲空谈不如实干；结果给你实干立刻吃了吐，这就真是拿当朝第一重臣开涮了。万幸对方是李鸿章，这位以脾气好著称的名臣没动怒，只是问张先生为何回答自相矛盾。好了，如果此时张先生回一句我能力不足请另请高明，或者目前商务繁忙分身乏术照顾不周，都能对付一下，但他的回答再次让我震惊了：
加以折扣浮冒，种种积弊亏耗，尤不可以数计，如何能获利耶？（原文掷地有声，我就不废话了）
话虽然是给自己前后矛盾找理由，但就算大实话，也要分场合说。“折扣浮冒，积弊亏耗不可以数计”一字字落在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脸上，如同炸雷。更何况此刻李负责各类商务督办，本就是为了解决“积弊亏耗”。张先生此刻的发言早已经超过不留面子的程度了。当然，我说过，李鸿章脾气是非常好的，这位年事已高的老臣此刻只是苦笑着，称赞张弼士有啥说啥。（文忠以其言之切直也，笑颔之）
不知道张先生当时是对李鸿章有什么意见，但他这种有啥说啥的事还真不少。
幼年被姑丈讥讽家贫，有“你若发达，我家灯笼倒挂”一说；他归乡第一件事就是派大队人马敲锣打鼓的送灯笼去。
得知德国客船不肯卖头等舱给中国人，盛怒下当众砸了慈禧御赐的花瓶。
偶遇不知名的英国人抨击国人不通学术，立刻要求打赌比赛经商，败者卧轨自杀。
见光绪不跪，不摘眼镜（以身体不适为由）。祭祖时还很得意的说，“我见皇上都不跪，想必列祖列宗也不会计较。”
被袁世凯特聘入约法议会和参议院时，用客家话对同席的广东官说“…我又不是阉猪的师傅，蹲在这守着这么一大窝猪干什么”。
但好玩的是，这种话术水准的张先生，只是个直人，并非粗人。他那种过人的睿智和气度才真让他口无遮拦的情况下，依然在脾气远不如李鸿章的张之洞、慈禧、袁世凯，乃至后来的其他北洋军阀面前全身而退。
很有谋略却有啥说啥，这种人不多，但也确实存在。秦末的范增、汉代的韩信、三国的祢衡、杨修，唐代的魏征、宋代的赵普、韩琦、明代的刘基、高拱……不过也能看出来，虽然很有手腕，但善终的比例也确实很低。
可能还是经商最适合这类人吧。
